中国科技大学建校以来，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有两位，一位是郭沫若，另一位便是朱清时。

1998年，常年致力于激光光谱学研究的化学家朱清时被任命为中科大校长，开启了他人生的“下半场战事”。任中科大校长10年间，朱清时在大学扩招大势中顶住压力不扩招，在高校评估中坚持“原生态”评估，被称为“最牛大学校长”。

2009年，他又受邀南下，担任南方科技大学这所被看作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田的“一把手”，成为备受关注的中国教育改革风云人物。

不少人看来，在探索高校教育改革这件事上，朱清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他是那个奋不顾身跳入教改潮流的“前浪”。

直到现在，曾经在中国两所顶尖大学里大刀破斧的改革经历还是会让已“隐于市”的朱清时不时“出现”在他人的话语里。

朱清时，72岁，中国科学院院士。受聘南科大校长期间，创新地推出“先行先试，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自颁文凭”的办学模式，成为备受关注的中国教育改革风云人物。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逆行的“异类分子”

“下半场战事”始于1998年。

那年，几乎没有基层行政工作经验的朱清时升任中科大校长，成了一所大学的“执掌者”。

次年，大学开始扩招。

“那时候情绪很高，举全国之力建设大学。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都为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欢欣鼓舞。”朱清时回忆道。

但朱清时却成了一个逆势而为的人。在高校扩招强劲之风的背景下，他坚持“不扩招、不合并、不圈地”，坚持“小而精”办学思路，被称为“中国最牛大学校长”。

“国家开始抓教育，是好事，但大规模扩招，味道开始变了。”朱清时说，“学校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学生变多了，资源必然被稀释，稀释的结果就教学质量下降。”

但这种“单干户”的做法，校内外反对声迭起。一篇《朱清时校长的战略错误》帖子称，朱清时在1998年至2003年的第一个任期里，犯下的第一个战略错误就是在全国高校一片扩张浪潮的背景下，选择了战略收缩。

与别的大学每年招收三四千本科生和大拆大建相比，中科大相对静态，直到现在，每年仍只招收1860名本科生。

“如果我们本科生每年扩招到三四千，录取分数线就会下降很多，生源质量就无法保证。”朱清时笃定自己的观点。

二十年过去，谈起自己的“逆行”，朱清时略带一丝委屈，“我就是抱有一个很朴素的观点，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话大家都不承认。”

中科大第一个任期结束，2003年，朱清时连任校长。“管教育的领导，也容忍我这样做，他们觉得在做的一些事情还是可以的。”朱清时说。

第二个任期的朱清时，给媒体创造了更多的“头条新闻”。他公开批评教学评估、学术造假……成了高教界的“异类分子”。

“那时候搞高校评估，学校都觉得这个事太重要了，组织教师一次一次布置，还演习。我们就不做这种。”朱清时说。

“我被看成异类，总说一些大家不习惯听的话。但现在总结起来，都有一些道理。”即便过去多年，朱清时仍坚持自己对当年的判断。

在他眼里，教育本质是要面壁十年，教学生安安静静地做科研，研究出点成果。

教改事业的“第二春”

2008年朱清时卸任中科大校长。

故事如果到此结束，公众对朱清时的定义更多的是教育改革的倡导者。但此后多年，朱清时被牢记的角色是教育改革的实践者。

退休后的朱清时发展起自己的兴趣爱好，接过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基地学委会研究员的聘书，过上“一日清闲自在仙”的日子。

不曾料想，他的名字将和一所新大学紧密相连。

彼时，深圳正在筹备一所新型大学。“建设南方科技大学”被写进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拟建立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参照建校不到20年便跻身世界一流名校的香港科技大学。在全球范围内遴选校长。

已退休的朱清时因位列南科大校长候选名单，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用他的话说，自己一开始一律拒绝邀约，进入候选名单后，连猎头公司都没见。

但很快，他动心了。

“刘盛纲院士给我打电话，说我一定得去。他说我们这一代大学校长想做教改，结果任期结束了，发现都没有实现，没有做成。”朱清时说，“刘院士说，这次深圳是下了决心，有条件的。你要不去，这个机会错过了又要等二三十年。”

陈国良院士也专程飞到北京见朱清时，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我就动心了。如果真的能干一些教改，哪怕不一定能干成，但是给全社会，特别是给教育界演示一下，教改可能怎么做，就有意义。”朱清时回忆道，“中国的大学问题很多，成熟的大学改革很难，因为涉及很多现任教师的前途，容易造成不稳定。所以最好的改革就是用新的高标准建新大学。”

朱清时彼时已经重燃起教改的未踌之志。

2009年春节后，深圳组织部部长也是南科大校长遴选委员会主任，专程到合肥见朱清时。

朱清时看到了深圳市政府的决心，9月赴深圳，接下了这个“家里人觉得是自找苦吃”的任务，重回阵地。

63岁朱清时教改事业的“第二春”在深圳开启了。

2010年2月25日，人大附中，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在为来自全国的中小学校长们讲他的教育理论。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在南科大“孤军奋战”

这一章节开篇恢宏，倍受关注的校长朱清时，摇着教改大旗的南科大，一个人和一所学校，就这样被写进2009年的夏天。

有媒体称，“南科大之于今天的高等教育，就像当年深圳之于中国经济”。

瞩目的主角开疆辟土，并不顺遂。招生、招聘、管理体制，南科大早期的“铺路”工作，伴随着一次次博弈与争议。

2010年12月初，南科大在教育部招生许可证未果的情况下，决定放弃等待。在官网刊登《朱清时校长致报考南科大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招收首批50名教改实验班学生。

转年2011年3月，南科大迎来了第一批学生。从国内24个省市745名报考学生中精心选取的45名少年，明知“拿不到教育部文凭”却甘愿做教改实验的先行者。

在美国《科学》杂志评选出的2011年重大新闻事件中，3月的两件大事一是311日本大地震，另一件便是中南科大在未经教育部批准的情况下，招收45名只有高中二年级学历的学生，开始“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试验。

胆魄带来关注，也带来了压力。

4月中旬，教育部要求南科大已招收的45名学生必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无疑给了南科大当头一棒。

6月，这批学生并未走进高考考场。

媒体曾用《朱清时和45个学生的背水一战》为标题，阐释那年夏天的博弈与坚持。

紧接着，南科大遭遇“人事风波”。早前加盟南科大的3位教授在网上发布联名公开信《要改革不要口号》，称南科大为“空头大学”。盟友的分道扬镳，无疑给了朱清时和南科大一记重击。

那时的朱清时，似乎处于“孤军奋战”境地，需要完成突围。

2011年7月，朱清时在录制一档电视节目时复述了一篇评论，“南科大终于引爆了舆论。南科大校长朱清时终于要求我们宽容改革和改革者。这种要求很悲凉。”他对着静默无声的观众席叹了口气，“我看到这句话，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妥协”成了这位当时年近70的校长，需要重新学习的重要一课。

“在中国的环境下，要能够忍耐、能够谈判，有适当的妥协，所以办学是不可能采取强硬态度的。”2012年朱清时在两会上如此对记者说。

那年4月，教育部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此时，朱清时任期早已过半。

“何必在乎‘孤家寡人’”

就像始终怀有单纯信念的英雄，一路征战，出入阵地，也终有谢幕。

2014年1月，南方科技大学召开干部大会，决定由深圳市公安局原局长李铭任南科大党委书记，朱清时不再兼任。

9月，朱清时校长任期期满。

“我刚到南科大时，发现社会舆论都是我的同行者，很多人支持，所以我觉得并不孤独。”朱清时卸任后曾如此讲起开始的时刻。

5年后，“被收编”“5年教改失败”“惨胜”……朱清时时代的南科大被下了这样的定义，而他本人，也被冠以“悲情英雄”“孤家寡人”的称号。

这些“标签”朱清时是一概不认的。“他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不知道我在坚持什么。如果你坚持是对的，能坚持就很不容易了。”

“南科大坚持到现在，受到社会普遍肯定，也许已经说明当初我们坚持的东西有道理。何必在乎‘孤家寡人’的说法”。

赴深圳之前，朱清时曾去武汉拜会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两人认真交流了当时高校的教育困境和改革难题。卸任之际，刘道玉感慨：“就朱清时个人来讲，他做了个人力所能及的尝试，也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

2018年10月22日，朱清时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平静的“局外人”

卸任后，朱清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已经出局了”。少了以往热切的鼓与呼，少了尖锐的批判，只要他还出面接受采访，那总会强调，“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为国家建言献策”。

“我没有经过当干部的阶段，就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教育家，我对教育的理解都只是一个朴素的看法，一个科学家理解人才的一个培养（看法）。”回望过去，一路荆棘的朱清时，始终坚持自己对教育的“朴素”认识。

人才评价以SCI论文发表为指标是他万万不能理解的。“不同专业论文发表杂志不同，并不是被引用次数多就说明成功，一些好的论文看懂的人很少引用也少。”朱清时说，“慢慢的，一些教师就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不会因为兴趣而埋头干一二十年，失去了做深入研究的可能。而那些想做深入研究的人，倘若没有论文指标，评职称工资都受影响。”

“如果做研究是为了出高影响因子的文章，那肯定没有希望。”

对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他也坚决反对标签化。时隔多年，朱清时再回忆港科大三位教授的“决裂”，他认为这是理念之争。自己一再坚持，应该遵从南科大实际情况，网罗年轻有潜力的人才而不是已经成名的大牛，再规划学科建设，一边开车，一边铺轨。

近期，科技部等五部门发文，要求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

像是给了朱清时多年鼓与呼一个回应。

而今的朱清时，在中科大一间办公室，过起清静的书斋生活。

高校办学自主权下放，本科教育质量一再被强调，大类培养在多数高校普及……当年，朱清时力推的似乎逆形势而为的措施，现在被视为教育圭臬。

新一轮教改汹汹潮来，朱清时却很平静，不再做评价。今年是他离开中科大校长职位的第10年，离开南科大的第4年，他常常讲自己已经是“局外人”。

中科大的桂花开了谢，谢了开。学校里有人认识他，有人不认识他。今年中科大60周年校庆，不少校友返校，朱清时在校园里常常被校友们“合照”。在不少同学心里，他还是老校长的模样。

■ 微言

高等教育改革需要一个探路人

2014年，卸任南科大校长的朱清时，成为南科大的“局外人”。彼时，说南科大被收编的有之，说朱清时失败的也有之，但是，评价一个改革，一个人物，有时“成与败”并不是唯一的标准。

中国高等教育积疴成疾，病因大家都有共识，就是所谓高校行政化，“去行政化”口号提得蛮响亮，但是，目所能及，真正意义上敢向行政化亮剑的，仅此一例。所以，仅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这些举措后来没能继续，但当时的断腕之勇，仍让人感佩。

所谓大学去行政化，核心是厘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在校内，要确立“教授治校”原则；在校外，则要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扩大办学自主权，落实“自主办学”原则。

多年来，中国高校的改革多在校内打转，但事实上，如果与政府的关系边界不能厘清，“自主办学”原则不能确立，高等教育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任南科大校长的朱清时2010年选择“自主招生”和“自授文凭”，拓展了高校改革的想象空间，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可能。

朱清时在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任上，拒绝建设校区，抵制扩招潮，并公开批评教学评估政策，他卸任后说，“我对（中）科大主要的贡献，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什么”。

如果要评价他对南方科技大学的贡献，我觉得主要不是看他“做成了什么”，而是看他曾经“敢做过什么”。因为，南方科技大学的使命，并不是简单的增加一所大学，而是要在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为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种一块试验田。试验有成败，但重要的是敢于试验，因为，即使失败的实验，也自有其价值。

□王天定（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来源：新京报记者 王俊 编辑 陈思 李冰冰）